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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他的认知里，或者说，是被后世那些不负责任的古装剧毒害的认知里，皇帝、太子出巡，那必然是净街开道，百姓需伏跪于地，头都不敢抬，口中高呼“吾皇万岁万万岁”。

    那场面，是皇权至高无上的最佳体现。

    可眼下这是什么情况？

    就一个叉手礼？连腰都弯得不是很低？

    这届大唐的百姓，这么有骨气吗？

    一个念头，如闪电般划过脑海。

    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又犯了一个经验主义的错误。

    他所熟知的“跪拜文化”，根本不是汉人王朝的传统！

    大唐，是有着自己骄傲的。

    唐律规定，百姓见到官员，只需让到路边即可，并无跪拜的要求。

    即便是面见君王，也只需行叉手礼，甚至连这个叉手礼，都不是强制性的，全凭自愿。

    这是一种自信，一种根植于血脉深处的从容与骄傲。

    汉人，生来便是站着的！

    跪天，跪地，跪父母祖宗。

    何曾需要去跪拜一个凡人？哪怕这个凡人是皇帝。

    君王，是万民的表率，是社稷的守护者，理应受到尊崇与爱戴，而不是让万民以奴隶的姿态去跪拜。

    李承乾的思绪，顺着这条线，瞬间飘远。

    他想起了那个将跪拜礼发扬光大的时代。

    蒙元。

    那个由草原民族建立的庞大帝国，为了明确君臣主奴的绝对关系，为了从精神上彻底征服被统治的民族，由汉人降臣耶律楚材提议，开始大力推行跪拜之礼。

    史书记载，在那次著名的库里台大会上，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，率领各部王公宗亲，向新任大汗窝阔台，行了双膝跪拜的大礼。

    那是汉人王朝从未有过的景象。

    从那一刻起，曾经只用于祭祀天地神明的最高礼节，被异化成了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。

    人的膝盖，弯了下去。

    脊梁，也随之弯了下去。

    再往后，便是明朝。

    朱元璋虽然驱逐了鞑虏，恢复了汉家衣冠，却在礼仪上，部分继承了蒙元的“跪奏”制度。

    《大明会典》中明确规定，百官奏事，皆需跪地。

    这是一种权力的惯性，也是一种帝王心术的体现。

    跪，代表着绝对的臣服，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统治者的掌控欲。

    所幸，老朱的脑子还算清醒，他或许也意识到了这种礼仪对民族精神的戕害。晚年时，他曾下诏，官民相见，恢复揖拜礼，平民见官，上下级官员之间，只需拱手作揖即可。

    算是为汉人的脊梁，留下了一丝喘息的余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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